c字裤,闺秀

我没见过大家闺秀。现在真有闺秀?值得怀疑。

我在纸上见过闺秀。有某人写成长于文革的陈丹燕,她在谈到唐诗宋词时,那口气不是不敬,也不是不屑,而是疏离——中国国学的根系,自五四后风卷残云,到文革已是摧枯拉朽连根拔起了。所以陈丹燕只能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苍茫地叙旧,描述永安公司的郭家四小姐婉莹,走在她的身边,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更像是男人,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粗声大气,而她八十岁了,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或许如今我们身边的女子,要么硬朗、强势、粗糙,要么愚忠愚孝,思维呆滞,完全依附于家庭,这两类就基本丧失了成为闺秀的可能。

我以为的闺秀,至少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能打下让人眼馋的笃实的底子。因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新生活新运动,铁姑娘们斗志昂扬;然后大炼钢铁、反右倾、浮夸风,中国一脸菜色,人心惶急;然后文革十年,丢掉人性底线;然后国门开放,人影匆匆,一直在钱眼中奔波,如何来得及静心优雅。缺乏培育闺秀的现实土壤,闺秀这种生物只好在想象里神仙一样出没。

闺秀,出身当然要高贵。素寒的小家碧玉,掩不住蓝印花布的低眉,腼腆内敛至极,闺秀则是葱绿配桃红的绸缎,炫目华丽,矜贵无比,傲然自立。信手罗列一下民国闺秀:严仁美的祖父是金融界大鳄,母亲是刘镛的孙女,舅舅娶了盛(宣怀)家的六小姐。吴靖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哥们儿。周稚芙的曾祖父曾任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父亲是数学家和邮票大王。章诒和是章伯钧的二女儿。吴健雄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上海商团成员。黄蕙兰的父亲是糖业大王。凌叔华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吕碧城的父亲曾任山西学政。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外孙女。文洁若的老爸是外交官。杨绛的姑母是北女师校长。合肥的张家四姐妹是官二代。投胎才是个技术活啊。

闺秀还得学养丰厚。罗仪凤,16岁入燕京大学家政系就读,精通英、法等六国文字,还是美味大厨娘。吴健雄,中央大学的大美人,核物理学家,东方居里夫人。吴靖,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黄蕙兰,自幼就有教习音乐、舞蹈、美术、英文的私塾老师,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杨绛、文树新、郭婉莹、张爱玲,通通由中西女校毕业,校规、礼数严苛。她们骨血里流淌的底蕴,洗不掉。

聂其璧是曾国藩的外孙女,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幼女,时髦的洋派人物,曾孤身追星追到好莱坞,朋友落难时,她挺身相助。十年动乱中,丈夫周仁身患重病,聂其璧一面照顾丈夫,一面应付造反派。其间,上海街头深陷蓝灰色海洋,聂其璧仍不改小姐派头,烫头发,穿一身连衣裙,化浓妆,口红艳丽。淮海路上面包房和咖啡店的老板,都亲切地称她美国外婆。

乱世才女苏青,很多人喜欢拿她与张爱玲做比较,理由是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二人的相同之处是: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同样出身显赫,同样因爱伤痕累累,连离世方式都相同到花落人亡无人知。但是,生活辜负了她们,她们在文章这里弥补过来。

看来,锦衣玉食不算关键,关键是家庭环境的熏陶,所受的教养、生活方式,使她们拥有了一种气质,甚至是一种信仰。
这种气质和信仰,在家境富足时自不必说,在面临困境时也会一丝不乱,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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