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阉割“主义”，党魂不存（1/2）

蒋介石提出，要叫醒党魂。他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把国民党建设成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宣言》提出“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建目的。不外他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与他的新三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魂荡然无存。

事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进俱增的革命理论。1905年，在建设同盟会期间，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纳综合为三民主义，说：“余维西欧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生长履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三民主义举行剖析、宣传，并指导革命实践。在这一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设了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曾泛起过渺茫，他认为前面两个“主义”的目的已经实现，因此，提出“一民主义”，宋教仁血案发生后，他再度打起民权主义的旌旗，主张“二民主义”。到了1919年，再次重申“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划定：“本党以牢靠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后，他潜心研究总结革命的履历教训，研究与进一步剖析三民主义，增加一些新内容，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内容。

以酝酿国共相助，改组国民党为起点，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把三民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合乎时代潮水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阻挡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控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要，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乐成！”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的纲要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回覆与明确了国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掷中的革命目的和团结和依靠的气力，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蒋介石口口声声讲的三民主义，是阉割了“灵魂”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厘革命，完全扬弃了“三大政策”，他对**使屠刀，而正是这个党恳切诚意地资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一个正在“堕落中死亡”的政党焕发了青春；配合掀起大革命高氵朝，推动与支持北伐战争；把屠刀瞄准工农革命群众。他不仅放弃了反帝的纲要，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通，维护其在华利益，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不光不反封建主义，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勾通，残酷压迫与聚敛贫困农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他打着“训政”的旗帜，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压制民主、剥夺民权、掉臂民生，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阉割、被扬弃，他所要坚持的，是三民主义中，主要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消极的因素。孙中山的理论如同任何一种革命理论一样，履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较量成熟的历程，孙中山不停地总结履历教训，增加新鲜内容，摒弃错误的、不适时宜的内容，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三民主义中存在某些消极的内容。好比，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的思想中泛起的“一个政党、一个首脑”的思想倾向；强调党内集权，要求党员绝对听从首脑；在国共相助历程中，他一方面强调**是三民主义的好朋侪，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主义、**包罗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律”，如他的世界观上的二元论。

蒋介石把这些消极的工具，加以坚持与放大，正如当年张闻天品评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时所说的，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生存与生长了三民主义中所包罗的一些消极的与守旧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三民主义的政治纲要”。

蒋介石还在三民主义中塞进了消灭、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鼎力大举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看法，用以阻挡阶级斗争学说，阻挡国共相助。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一是用“致知己”解读“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早期革运气动时提出的，其时强调“行易”，是为了鼓舞人们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强调人自身的修养，提倡从人性本源出发，从自我做起。1932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由的阶段》的陈诉，认为，要剖析“知难行易”的原理，必须借助于王阳明的“致知己”，他认为，孙中山不仅承袭了孔孟，与王阳明有师承关系。

实在，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虽然借助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在认识工具上，孙中山强调应以整个宇宙为工具，人们的正确的认识是建设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与王阳明以心为工具是完全差异。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王阳明所讲的“知己”是指“良心”，而孙中山所讲的“知己”是主义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阳明的“致知己”来解读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转换命题，是要强调，“知识”的“知”难通，不必强求，你们“行”就可以了，“主义和方略”那是我们的事情，要党员、民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一套，这无疑是要党员盲从，要民众顺从，是一种愚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