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流亡者涅槃重生 023章 商周战国大时代（1/2）

所谓上古时代，世人所知甚少原因在于史书记录流传内容并非面对庶民，甚至中等士人都不能接触到国政具体内容，所谓参政不仅要有嫡系的血缘、亲戚关系存在，而且是以自身实力及社会地位为依托作前提。在那讲求‘身份’的千年岁月中，这种看上去有些固执的规则在后人看来势必过于保守，但确实文明发展不若后日先进的时代所必须采取的举措：在没有这种无比稳固的社会身份固化差异存在下，受到外界短暂潮流影响而覆亡于外人之手的部落不计其数。

古老制度的变更当然会不断进行，而到夏朝末年时，汤带领子姓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针对大地上林立的部族与益加繁盛的商品贸易往来，汤果断选择放弃夏针对不同地域势力采取锚定过于具体的贡物、达成限制其实力增长的做法，转向更加抽象的针对某支势力以整体盘剥，进而保证新王朝稳定。而此法的极致便是向敌对种族采取间歇性长期战争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减其人口，并将大批俘虏以祭祀的名义血祭先祖，形成制度化的‘国家正义’人牲需求，进而依靠外战与平叛的名义，裹挟内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输送各类资源，将所有‘亲人’绑定于商王族的霸权扩张之路上。

这种做法显而易见地会滋生出庞大的祭祀体系与宗教力量为商王行为正名，进而从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面控制商子民；于外朝则会导致商都城中服务于世俗官僚体系的力量持续膨胀以管控内部力量、维护商中央的权威。两股力量相争不断，倒霉的不仅是依托官僚体系、对抗勾结诸王子与子姓诸侯的祭司们失败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贯受损的当然是商普通子民，他们过着艰难维生的日子，却仍不免成为内政激烈的牺牲品；相比于并不会连累家人出征，死在异国他乡未必不是种好的选择，活下来立功的话，起码能暂时稳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会地位。

而对商王而言，唯一能解决自己继承来的庞大军国一体主义痼疾、削弱诸侯力量的办法，唯有不断开疆扩土，拓展疆域分封给宗室子弟，以自身军功威望震慑内外势力。所以夏商有别，夏后（夏代统治者称谓为：后）能用几百里的直辖领地，距离王都远不超千里范围的同宗诸侯力量统治天下——当然再远也不过要求外族承认夏的天下霸主权威，而商朝却建立起过小两千里范围内、主要屹立于华北大平原地区的广阔同宗子弟统治地带。武力扩张，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终究不能彻底解决商王朝的体制病，所以纣王与父亲会坚定信念称帝，唯将天命系王身，彻底踢翻祭司阶层的影响力，才能把祭司驯化为官僚一般服从命令的体系力量，杜绝对方勾结本姓诸侯限制商中央集权的阴谋得逞。

这套办法虽然相对成功，使两位商晚期的人间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内外反集权势力，将财政税收、外交贡赋、经济商贸、军事武装、各处人事任免等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但也将腐败制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辖的所有体制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诸侯们同气连枝的反意，长期坐视王军征讨外敌不利时的巨大损失，最终与周武王这样高仿力量暗通款曲，进入殷商别都朝歌狠狠教训帝纣。当然，不成想周国坐大，永远成为延续数世纪的新霸权王朝，都是后话。

这里插入此篇，主要为说明周初从武王发到周公旦两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稳固周朝统治的，便于书迷理解这套办法松动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所谓的‘百家齐放’思想由来。

在周初高层看来，祭司阶层必然是邪恶的，胆敢屡次冒犯王本人，损害最高统治者权威巩固自身体系‘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违法！于西戎起家的新兴周族看来，这点绝不可被接受，必须继承并发扬削祭司的帝乙帝纣两代‘英明举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动虽然依旧很重要但比起商代还是差些劲，内容也被更换为天帝等玄学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缘崇拜，至于祭司人等，则大幅度降低格调，成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后的普通小官，地位仅仅在庄重不可缺员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国政。涉及君主人选更换上，则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换意见决定。

那么看上去坚决执行商帝命令的庞大官僚体系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过针对其无情无性、唯知利上级的属性，先是注重其内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体制特性限制其作为整体对外权力膨胀；其次通过选拔制度将用人牢牢限制于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能的低等士一级贵族中，能力大小与自上而下的血缘亲疏共同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迟滞个人发展速度，并将士人的命运与荣誉感绑定于一邦一国运数之中，强化体系而非个人的力量对时代变迁的影响。所以自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兴衰消亡与名人高士显耀跌落的两重速度才会越来越快，奥秘全在其中。

面对限制内外诸侯实力过度膨胀这一永恒的霸权失落遂至亡国难题，则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导下，留足关西峡谷盆地作为王畿；划黄河-崤山以东，全数作为待封领地留给功臣及历代周王子弟，并在诸侯国等级、面积上作出严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诸侯国单个决然无法与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领地相提并论，这样在抵御蛮夷外辱一事上诸侯们首先要有意识随时呼叫周王与邻国支援，其次要依赖长期建设坚固的都城防御拖延到王军到来。这样子，诸侯的所有灾难，不再是王廷的负累，而成为新王朝大君主要挟和有效管制地方的重要砝码。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居间谋利，成为西周一代安定三个世纪的法宝。当然，这种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终变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关西开疆扩土充实王畿，对千里之外粮草需要在诸侯国中间接筹措的费时费力又费心军事行动，成果也不过徒增新的诸侯国，反倒头疼得很，毕竟主动找蛮夷打攻防战，对方处于主场优势时并不好惹。

基于以上做法，周系诸侯们生活百事多向内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声色享受制度，人文主义自然会生发。数个世纪积累下来，世俗人治彻底代替祭司阶层借神传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决然不会提及的国事争议，自然会出现在周朝。而且这种争议会因为事务复杂、地域开阔、财富更容易积聚、商贸往来无比繁荣的关东地区华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发不可收拾。争议不仅出于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丰镐两京附近一孔，而且广泛存在于关东遵循周礼的众多邦之国中。因携复制周室的强大基因，其中大国自然有从本地域霸权搞起的自强理念，这样对某些富国-强兵思想的实践流派自然兴起：

其中兵家自有蕴于乡党中的民间征召力量兴盛根基；法家则先出于郑、晋之流内斗强大，大贵族之间难为共和局面的弱君国家；儒家自鲁国这样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权红利的关东老牌诸侯国兴起，当然在意维续旧制度、秉承传承文明礼仪自居，实则立意还是落在强化官僚体制本身、摆脱鲁三桓的大贵族过度干政侵犯君权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声色享受蔓延下层民众时，涉及淫逸的诸多可能保之护伞，便会成为官僚体系自清自洁的重要攻击方向，以至于行政官僚最后会发展成凌驾于其它官职之上的存在，而那过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贤强塞进官僚体系而和谐国家内部生态环境的诸多职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于泾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谓汉代会实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说到老聃这类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际时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没落贵族，自‘自行选择仿周仪制’而飞速野蛮发展的半蛮夷楚国去往周王室寻找机会，最终不甚得志地从事了一辈子守藏吏之职，意外与周公等先贤从精神上共鸣，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楚地古道思想遗流，结合周王室书库，再度思定周礼制定背后的先哲辈高明布局，究极黄帝时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从泛道概念中，二度绽放作道家黄老流派，实属闲云野鹤的不甘之为。